□ 刘铭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此后，在两国交往中，直到近代日本明治维新之前，主要是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的输出和影响。然而，自从日本本土的古坟中出土了一定数量的三角缘神兽镜后（见下图），有日本学者认为这种铜镜不是来自于中国，而是由日本本土设计制作出来的，并由此推断这是日中古代文化的交接点，即日本古代文化开始逐渐摆脱对中华文化的依附，形成了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文化，从而为此感到自豪和骄傲。

中国专家对神兽镜的考证

1981年2月，日本东京举办了日本第五次古代史讨论会，主题是“探索日中古代文化的交接点”。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王仲殊先生率领代表团出席了这次讨论会，并就神兽镜的相关问题，向日本学者进行了解答与论证说明。

王仲殊先生前后用了近十年时间研究中国古代铜镜，出版了多部论著并发表了十几篇专题论文，是中国铜镜研究的泰斗级人物。为揭开三角缘神兽镜之谜，他不辞辛苦，既奔波于日本，又考察了国内不少出土铜镜的地方，当来到湖北鄂州，看到摆在眼前、数量惊人的大批量神兽镜时，激动地对陪同的省市专家说：“找到了，终于找到了！这下可解决了中日古代铜镜文化之争的一个大问题。”

在这次讨论会上，王仲殊先生反驳了日本学者的观点。他认为，虽然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境内还没有发现日本考古学界所称的三角缘神兽镜，但是鄂州出土的神兽镜完全可以证明，日本的三角缘神兽镜源自中国的神兽镜，而且生产这种铜镜的工匠来自于中国三国时代的孙吴。

古武昌神兽镜的文化元素

国家级资深教授、中国六朝考古著名学者、南京大学历史系原考古教研室主任蒋赞初先生，在其论文《湖北鄂城六朝考古的主要收获》中写道：“今湖北省鄂州市古名武昌，为三国初年孙权称吴王时的王都，也是孙吴建国后的第一个都城。其后，孙权虽还都建业（今南京），但武昌仍作为‘西都’直讫吴亡。两晋南朝时，仍为武昌郡治所在，尤以东晋前期时地位特别重要，为捍卫首都建康的中游重镇。所以，今鄂城市郊分布有相当丰富的六朝遗迹和墓葬。”铜镜，特别是神兽镜就有大量的出土。

中国铜镜是中国青铜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最早是殷商西周时王室和高级贵族的专用品，到了汉代，铜镜已进入寻常百姓家。

《中国古代铜镜》著作者、国家历史博物馆原副馆长、历史考古专家孔祥星，在为丁堂华主编的《鄂州铜镜》专著序中明确指出：“此书所列东汉三国时期267面铜镜中，神兽镜共141面，是最大宗的镜类。目前，出土地点明确的还有浙江、江苏、安徽、湖南、江西等数十余省……其数量总和还不如鄂州一地所出，充分显示出鄂州应是铸造神兽镜为主的地区。”这种神兽镜有一个共同特点：铜镜呈圆形，正面有一个抛光的镜面，反面雕刻着花纹，主要纹样是浮雕式的东王父、西王母等神像和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各种祥瑞动物图像，周边纹饰基本都是平缘，镜缘及外部有花纹。不少铜镜上还镌刻有吉祥语及何年、何人在何地制作之类的文字。

旅日工匠传承古武昌制镜文脉

为什么说，武昌神兽镜影响了日本的三角缘神兽镜？一是日本的三角缘神兽镜的主纹大体与鄂州出土的神兽镜相似，都是东王父、西王母等神像和龙虎等兽形；二是日本三角缘神兽镜制作于中国的三国时代，有的铜镜还铸有中国的年号，刻有“陈氏作竟”“张氏作竟”等中国工匠的姓氏，由于神兽镜盛产于中国江南吴地，罕见于黄河流域魏的领地，故三角缘神兽镜应为吴国的匠师东渡日本制作，不排除这些人中就有鄂城的工匠；三是孙吴的工匠到日本后，在鄂城神兽镜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创新，如铜镜的周边由平缘改为三角缘。所谓三角缘，是指镜缘隆起甚高，顶端是尖的，断面呈三角形，故称三角缘神兽镜。还有一个特点，有的三角缘神兽镜镜面比武昌神兽镜要大一些，这是工匠们在仿制吴镜时，为了结合日本人的喜好而有意为之。有趣的是，孙吴的工匠在国内制镜时，尝试过用佛像取代神仙像作镜的图纹。东渡日本后，工匠们置身于当时尚不知佛教为何物的异邦，因而在制镜时，他们将佛像与神仙像混淆起来，有时竟将神仙的冠戴误加在佛像头上等，成就了一段佳话。

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一个国家虽然富强起来了，但不应忘记过去、否认历史，变得狭隘、自大而无知。武昌神兽镜的出现，说明了日本三角缘神兽镜并没有违背中国文化影响日本文明的这一历史规律，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那种认为三角缘神兽镜的出现成为日中文化交接点的谬论，已被史实纠正。

（责任编辑 徐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