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松风

佛教文化弘扬光大

著名考古学家李学勤先生说：“一个考古文物的重大发现，不在于发现了什么金银玉器，而在于这个发现能够改变我们对于一个历史时期或者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历史文化的看法，这才是重大发现。”

拂去湮没在漫长历史中的尘埃，鄂州青瓷、青铜佛像的惊世再现，如同找到了一把解开三国六朝时期佛教在中国传播之谜的钥匙。

揭秘之一：孙权对佛教在中国的保护和传承，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正是由于他胸怀宽广、网罗名士、励精图治，才在曹魏政权独尊儒术、排斥异教之时，吸纳了佛教，发展了佛教文化，并在武昌地区迅速传播开来。

揭秘之二：一些关于武昌佛教传播的史籍，得到了强有力的实物证明。光绪十一年编修的《武昌县志》记载：“昌乐院，在县南六里，汉建安二十五年孙权作，寺有二浮屠，东有戴渊记，西为谢尚立石……”《佛祖统记》也有类似记载：“黄初元年，吴主孙权于武昌建昌乐寺。”此外，鄂州还建有惠宝寺、宝宁院等。过去由于在正史中很难找到佛教早期在江南地区活动的踪迹，往往容易被人怀疑和否定，鄂州出土了这些同时代的佛像，各种疑问也就自然消散。

揭秘之三：鄂州出土的佛像，充分说明佛教文化已成为士大夫阶层的流行文化。鄂州这些年陆续出土了10余件青瓷、青铜佛像，这些不是单一的佛祖塑像，而是附着在日常生活用品上，如镜子、酒樽等器物上。可见，当时佛教文化在贵族阶层中已相当普及和流行了。

揭秘之四：鄂州佛教文化，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在湖北佛教史中，有“鄂州译经，襄阳奠基，荆州弘扬，玉泉立宗，禅起蕲黄”之说。在中国佛教史，记载有“吴代的译经，开始于武昌，大盛于建业”的文字。不仅如此，鄂州的佛教文化还流传到日本，笔者在《神兽铜镜，珍藏中日古代文化交流密码》一文中，就论证了日本带有佛像的铜镜，也是东吴旅日工匠制作的。

揭开了这一系列的谜团，当你再度进入鄂州博物馆，或登临西山，走近古灵泉寺时，更是多了些许敬仰与虔诚。

佛教思想传播中心

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历史风云变幻，激起了不同地域的文化碰撞、互动与流转。

曹魏取代汉室以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摒弃一切不合儒教的思潮，包括佛教在内，也严加限制，其目的是防止佛教“蛊惑百姓”，对曹氏政权产生威胁。

三国鼎立的另一个霸主孙权，则是以开明君主的姿态敞开胸襟，对各种思潮兼容并蓄，对佛教文化推崇和包容，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形成了一个百花齐放的小环境。

东吴立国之初，为避北方乱世，无论是从西域来的佛徒、译经者，还是汉人中的大德之士，纷纷逃往江南。正如《高僧传》卷一中云：“值灵帝之末，关洛扰乱，乃振锡江南。”如此一来，当时的武昌便成了各种思潮、学派的汇聚地，无疑为佛教这个“外来之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存环境。 

最早来武昌传播佛教的是祖籍月氏的居士支谦。孙权听说支谦博学多才，召见了他，向他提出了一些佛经中深奥的哲理，他都应机释难，无疑不析。孙权很是高兴，将他聘为博士，辅导当时只有10多岁的东宫太子孙登。有了这个身份，为他翻译佛经、传播佛教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

黄武三年（公元224年），印度僧人维祗难和竺将炎一同来到武昌（如图），进行译经和传教等佛事活动。在支谦的协助下，翻译出《法句经》，这本通俗的佛教基本读物，为佛教传播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谈到佛教的传播，不能忘记佛教中国化的先驱者之一慧远。太元六年（公元381年），慧远从荆州沿江东下，到了武昌，后在吴王避暑宫旧址上建起了灵泉寺，成为净土宗的发祥之地。

在那个战乱的年代，鄂州一时成为中国佛教传播的中心，也成为众多佛教徒心中向往的理想圣境。

（责任编辑徐森林）

云上鄂州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