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年铭，顾名思义，系指古代器物或器皿上所铭刻与书写的确切年号及月、日等铭文。考古发现证明，含有纪年铭的实物资料有碑碣、墓志、简牍、青铜器、古钱币等。

结合鄂州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以及考古发掘出土的数以万计的各类珍贵文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纪年铭器物，莫过于馆藏的纪年铭神兽镜。统计数字表明，现鄂州馆藏600余面铜镜中，带纪年铭文的铜镜有48面，神兽镜的比重很大，多达45面，这在国内乃至全球文物保管机构中实属罕见。

考古学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被人称为“时间”的科学，在考古学人员对调查发掘中所得的各种实物和资料进行整理时，判断遗迹和遗物的年代是最基本的一环。

在历史考古学的领域内，断代的方法有好几种：第一种是依靠文献记载和年历学的研究。第二种是利用器物的纪年铭文断代，这种方法称为“内证”，在调查发掘中所得的一些实物资料上会勒有纪年铭文，这些纪年铭文表明该件器物的制作年代，这是考古学断定绝对年代的可靠内证。第三种是利用标准器断代，这种方法称为“外证”，器物本身标明年代的终究是少数，为解决大多数没有铭文的文物年代问题，可以选择那些有明确时间的文物为标准器，去确定那些没有铭文的同类器物的年代。这些是目前考古界经常使用的断代方法。

就内证和外证而论，外证的可信性要低于内证。所以在考古发掘中，一旦遇到勒有纪年铭文的器物，考古工作人员都会十分兴奋，并会为此欣喜若狂，因为这种器物包含着重要的历史信息，为历史考古年代学的研究提供了可靠证据。有了纪年数据以后，就可以依托确切的历史纪年，查阅该时期相关的历史、考古等已有的文献资料，为考古学的深层次研究打开一扇大门。所以，年代学是紧闭考古学研究之门的大锁，而器物上的纪年铭文就是打开这把大锁的钥匙。

鄂州馆藏中的48面纪年铭文铜镜，包含历史上的前后11个年号。其中东汉有永康、熹平、建安；三国魏国黄初；尤以三国吴国的最多，共有8个，年号分别为黄武、黄龙、嘉禾、赤乌、五凤、太平、永安、宝鼎、嘉兴（“嘉兴元年半圆方枚神兽镜”，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王仲殊先生论证为三国吴甘露年间制造）和西晋时期的年号太康等。这些纪年铭文铜镜中，除了东汉永康元年、熹平二年的兽首镜和西晋太康元年的线条纹镜以外，其他全部为神兽镜，时间从东汉末延续到整个三国东吴时代，且类别齐全、品种繁多，包含有半圆方枚神兽镜、对置式神兽镜、同向式神兽镜、重列神兽镜、分段式重列神兽镜、直铭重列神兽镜等。

“黄初”是魏文帝曹丕的年号，吴镜中怎么会出现魏国的年号呢？

根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仲殊先生论述：“据《资治通鉴》（卷六十九）记载，黄初二年八月，魏文帝遣太常邢贞奉策孙权为吴王。十一月邢贞至吴，孙权接受策命，始为吴王。两镜作于黄初二年十月，正在孙权受封之后，镜铭用魏的‘黄初’年号是理所当然的。”

“嘉兴”年号的纪年铭镜也颇为离奇。在中国各历史朝代中，以“嘉兴”为年号者唯有十六国时代西凉第二代君主李歆（公元417年），其统治中心在今甘肃、新疆、青海一带。目前存世的“嘉兴元年”纪年铭的神兽镜约有4面，2面流散于日本，1面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还有1面因出土地点在鄂州，上世纪80年代，几经周折，被鄂州籍收藏家李丛明先生珍藏。

王仲殊先生通过对比研究，在《黄龙元年镜与嘉兴元年镜铭辞考释》论文中，对中国历史博物馆馆藏的“嘉兴元年”纪年铭神兽镜进行了详细考证，推论其应是三国时代吴国末帝孙皓（公元267年至公元280年）追谥其父孙和为文皇帝，为避孙和之讳，以供史官韦昭在《吴书》中作《文帝纪》而追改嘉禾六年为嘉兴元年，并铸嘉兴元年纪年铭镜以告知。而鄂城出土的“嘉兴元年半圆方枚神兽镜”，无疑为王仲殊先生的观点提供了有力佐证。

值得重视的是，三国时期吴国共有18个年号，而鄂州馆藏吴国神兽镜的纪年铭中就占了7个，这些纪年铭可以为吴镜中神兽镜的分期断代提供可靠的标尺，即建立用于外证断代的标准器。

（责任编辑徐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