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三毛：记录历史传承文明
□何屹然（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硕士）
自鄂州建市以来，已有不少优秀的地方志书涌现出来，它们在为鄂州经济发展服务的同时，更作为文化传承的血脉而显得弥足珍贵。那么，在这些地方志书写的背后，是否有一个清晰而完整的志书编纂计划，它们为何而作，如何推进，又经历了怎样的阶段？为解答疑问，我们采访了鄂州市档案馆副馆长余三毛，试图从宏观层面描绘鄂州修志历程的大致轮廓。
盛世始修志
放眼全国，各个地区方志的兴修基本上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初期着手开展的。“盛世始修志，只有在和平年代，编纂志书才能得以开展，并发挥其价值。”余三毛说，那时候国家开始对地方的志书编纂提出要求，并下达相关文件，以指导各级政府组织进行方志编订。
1984年6月21日，鄂州市人民政府决定成立鄂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为市政府内设机构，市长挂帅任主任，市直主要部门负责人为成员，鄂州地方志工作机构由此建立起来。30多年来，历经多次机构改革，鄂州市地方志事业并未停滞，反而显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这一方面来源于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与地方志编纂工作者的踏实苦干分不开。
两轮修志阶段
鄂州市地方志修订经历了两个阶段，也称“两轮修志”，每一轮的间隔时间为20年。其中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1984年，鄂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建立期间没有专门的修志机构，因此第一次修志没有严格按照每20年一修的标准进行。
第一轮修志阶段为1984年到1997年，这个阶段的主要工作是将有记载以来到1987年关于鄂州市的所有历史整理、筛选、编纂，注重连续性、全面性，以形成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完整的《鄂州市志》。第一轮修志期间，全市各直属单位都组建了部门志办，专门负责修志工作，汇集各部门智慧的《鄂州市志》八易其稿，反复打磨，最终于1997年基本形成初稿，1999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发行，全书共150万字。这一阶段间，修志工作者们在编纂《鄂州市志》的同时，也逐步了解并掌握了志书的体例、编写的规范、语言的风格，为各个部门、各个行业修订部门志、专业志、乡镇志打下坚实基础。
第二轮修志阶段为2005年至2016年，这一阶段主要梳理、编纂1983年至2007年的鄂州历史，同时开展鄂州市下辖区的志书编纂工作。《鄂州市志（1983-2007）》历经全市142家承编单位、500多名修志人的艰苦努力，五订纲目，六易其稿，八年修订，最终成书200多万字，于2014年正式出版发行。《鄂城区志》《华容区志》《梁子湖区志》也分别于2010年、2015年和2016年出版发行，至此，鄂州市两轮修志工作全面完成。这一期间，乡镇志、部门志、专业志、姓氏志、地情资料等别类也遍地开花，成果喜人，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积极态势。
1997年，《鄂州年鉴》修订工作启动，成为两个修志阶段之外的常态性工作。在第二轮修志阶段中，《鄂州年鉴》为《鄂州市志（1983-2007）》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至今为止，《鄂州年鉴》已连续出版22部。
成果丰富，质量达标
两轮修志下来，已完成的志书内容丰富，除两部《鄂州市志》、三个区志以外，乡镇（街道）、村志实现编修全覆盖，部门志涵盖齐全，地情资料收获丰硕，年鉴工作持续进展，古籍整理卓见成效。在成书质量上，绝大部分志书资料翔实可靠，有实地考察的一手资料，体例规范，较高达成了志书应有的标准。
乡镇（街道）、村志方面，已有《凤凰街道志》《百子畈村志》等多部志书出版发行；《葛店开发区（葛店镇）志》已成初稿；《华容镇志》《杜山村志》正在编修。
部门志方面，已完成《鄂州市电力志》《鄂州市政协志》《鄂州市交通运输志》等近30家单位部门志；《鄂州市教育志》《鄂州市水产志》等7部志书正在编纂。
地情资料方面，陆续编纂出版了《鄂州人物》《鄂州市建制沿革志》《鄂州方言志》等数十部书籍。
为“资治、存史、教化”而修志
“修志以襄盛世，具有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当被问及修志要达到何种目标时，余三毛说，修志在许多人眼里是一项枯燥的工作，但它对于地方发展、文化传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地方志既是履新领导了解鄂州的重要材料，也是市民体悟鄂州文化的重要途径，还是学者进行鄂州研究的重要参考。一部地方志书，就是一部地方全史，是筑牢文化自信基石的重要手段之一。
鲁柳青：时代的有心人历史的铭记者
□张胜文（武汉大学高等教育学硕士）
鲁柳青大半生都在与文字打交道。他是人民教师，在乡村执教几十年，桃李满园；他是作家，以笔为犁，以纸为田，创作出许多优秀作品；他还是一名修志人，十几年来，潜心研究，默默无闻，为我市历史文化建设作出贡献。
鲁柳青自2003年接触修志工作，期间参编了《鄂州市志》《鄂州市城乡规划建设志》等。积累了一定的修志经验后，他开始独自编修志书，主编了《鄂州市地名志·鄂城区卷》《鄂城区地名志》和《鄂州风俗志》。对于修志这项工作，鲁柳青十分认真，他认为志书不是评论历史的书、不是史论，多余的评论不但不为地方志增光，反而违背了志书的可信度。好的地方志，必然能够自觉坚持相关的编纂原则，以此保证志书的真实可靠。修志并非一件书斋里的著述工作，而是一种发乎于世、服务于世的创作。发乎于世，是说志书取材于当世的真事、实况，接当世之地气；服务于世，是说志书并非纯理论之作，而是实用之书，其服务功能建立在志书提供的真实资料之上。
编写地名志，主要就是收录各类地名的标准名称，准确表述地名的汉语拼音、地理位置、名称来历、含义和演变、历史沿革及其自然地理等相关信息。在编修《鄂城区地名志》时，鲁柳青查阅了大量资料，但是又不局限于书本，他认为修志人要学会甄别信息，敢于挖掘真理，不能完全照抄他人的材料，这是修志工作必不可少的一种态度。“求真存实”，是被作为确保地方志书质量的唯一前提写进《地方志工作条例》的。这是修志问道的一个保障，是修志问道的一种追求，也是修志问道的一个指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志而不实，难以成志。正所谓“地近易核，时近迹真”，唯其真实，志书才能“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比如关于鄂州之前为何被称为“武昌”，就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当时有个“武昌山”，所以此地被命名为“武昌”，但是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则说，当时孙权迁至鄂县，命名为“武昌”，是为了让百姓和士兵居安思危，时刻保持警惕，以武而昌，在太平年代也不忘武力的重要性。从这里可以看出，要甄别一个问题的真实性，需要查阅资料，多方佐证，绝不可人云亦云。地名志有其特殊的意义，鲁柳青认为地名志记录了一个地方发展的历史轨迹，延续了历史的文脉，有助于人们了解其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沿革和地名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存史价值。
楼阴《风俗纪纲》曰：“国家之元气，全在风俗。风俗之本，实系纲纪。”风俗是从古至今一直传承沿袭的，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鲁柳青先生在多年的工作中逐渐意识到风俗对于一个地区的重要意义，于是产生编纂《鄂州风俗志》的想法。《鄂州风俗志》虽然反映的只是一个地区的风土人情，却起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作用，让人们知俗、尊礼、守法，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为了编纂这本风俗志，鲁柳青花费了不少精力和心血，他参阅了《中国风俗史》、光绪《武昌县志》《鄂州市志》《鄂城区志》《华容区志》《梁子湖区志》等志书及十几部村志，资料庞杂，工作量巨大。在修志过程中，他始终秉持“求真存实”原则。风俗志较为特殊，要想了解当地风俗，光看资料是不够的，必须实地走访。鲁柳青用了5年多时间，跑遍全市3个区的数百个村湾，拜访过数以百计的村干部、老农、工匠、民间艺人、民间历史文化研究者和城镇博学识广人士。这段时间里，鲁柳青不是行走在路上，就是秉烛桌前，有时下乡走访，还会被人当成骗子，其中心酸不一而足。
好在鲁柳青天性乐观、坚韧，他并不认为查阅资料是件枯燥的事情，每一次阅读都能让自己的知识宝库更加丰富；下乡采访，他也不认为是件麻烦事，每一次出行都为自己的小说创作增添了灵感；被采访对象误解，他也并不灰心，反而总结出一套采访技巧，活学活用。鲁柳青之所以愿意吃这么多苦，跑这么多路，归根结底，还是源于他对修志工作的热爱，想到能够把鄂州传统习俗用文字记录下来，让鄂州文化传承，老先生心里就觉得值。修志即修心，鲁柳青不为名，不为利，始终保持着“修志问道，以启未来”的初心，践行着传承中华文明、发掘历史智慧的责任担当。
张先胜：因为热爱所以前行
□程鹃（武汉大学行政管理硕士）
张先胜先生是一位有情怀、有担当的文化人。
2008年至2014年间，他参与了梁子湖区政府主持编修的《梁子湖区志》的编纂工作，任主笔。该书于2016年出版，内容涉及梁子湖区自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方面，共13篇80余万字，运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记述了梁子湖地区上自周夷王七年（公元前879年），下至2005年，特别是1987年建区以来的历史面貌和巨大变化，体例完备，资料翔实，分类得当，编排合理，语言简洁流畅、真实客观，被誉为梁子湖区“第一百科全书”。
张先胜说，在编纂《梁子湖区志》的过程中，他和同事们收录了几百万字的原始资料，然后进行整理、甄别和求证，不分寒暑、不计昼夜，足迹遍及梁子湖区及相邻的大冶、武汉市武昌区等地。
问起为什么要从事修志工作时，张先胜不假思索地说：“因为热爱！”这爱包括2个方面：作为土生土长的梁子湖人，他深深爱着脚下这片土地；对祖国文字和文化的热爱。上世纪80年代初，张先胜高考失利，回村小学做了一名民办教师，一待就是6年。那是个偏僻的山村，条件很艰苦，没有什么业余文化生活。然而，张先胜利用这6年时间，阅读了大量哲学、文学和史学书籍，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和写作习惯。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每天坚持阅读，甚至在武汉同济医院做器官移植手术期间，还让家人买来《尼采的生存哲学》，每天看几页。
2008年，张先胜身患重疾，无力站在讲台上课，但他不甘于坐吃等死，还是准备边治病边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听说梁子湖区政府正在物色人员编修区志，他自告奋勇跑到区政府办公室，找到有关领导，要求承担区志的编纂工作，执笔为家乡修志。
然而，他并没有料到修志工作极其艰苦，会涉及社会的各个部门、方方面面，涉及许多知识领域，几乎要求修志者成为百科全书式的人。同时，随着时间推移，张先胜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但是，他没有向病魔屈服，坚持一边就医一边继续编写区志。志书的编纂是一件非常严谨的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张先胜忍着病痛，咬牙坚持奔波于各个单位之间收集资料、多处求证，终日忙碌于案牍之上，对整理出来的文字进行反复校对、求真求实、坚守本心，一干就是5年。有一次，张先胜在和省、市专家交谈中获悉，民国时东沟月山人杨东来先生编了一部《月山村志》，原稿被收藏在国家图书馆。因志书中村志存量不多，又是手写孤本，且《月山村志》在体例上有创新，很有学术价值，他决心将该村志辑入《梁子湖区志》的附录中。经过多方打听，张先胜获知月山村有人出版一部《月山春秋》，该书全文引用了杨东来先生的《月山村志》，他便骑着摩托车，先后2次前往月山村，终于获得该书，连夜录入，第二天再骑车去送还。修志过程中会遇到许多不懂的东西，他就边看边记、边问边学，向省、市专家求教，向同行求教，向各行各业的达人求教。身体每况愈下，他就白天黑夜加班写作，希望能尽快完成。2013年底，《梁子湖区志》通过二审，提请省史志办领导和专家终审。这时的张先胜已经病得不能起床，不得不住院接受治疗。
张先胜不忘初心，努力为社会作贡献，社会也没有忽视他的病痛。当张先胜因为巨额手术费一筹莫展时，鄂州的文友们得知消息，纷纷慷慨解囊，并为其发文筹款。在市领导的关怀下，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张先胜的病得以成功治疗。
回想这段经历，令人唏嘘不已，但张先胜却很欣慰，他说：“那个时候清楚地知道疾病随时会夺走我的生命，但是我只想在有生之年尽快把史志编好，这才对得起生我养我的梁子湖，对得起自己的生命。”如今再谈起修志，张先胜感悟良多：“修志和文学创作是相通的，都对文学素养有着很高要求，但又是不同的，修志的语言讲究简洁准确，不要修饰，更像做人的道理。同时，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这样才能不断成长。”
熊寿昌：遍寻博物秉笔直书
□盛江南（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硕士）
“四围山拱翠，脉脉出灵泉”。古灵泉寺是佛教净土宗的起源，也是宋代名士苏轼钟爱之地，自东晋以来，历经六毁七建，却依然岿然于西山之上，庇护一方。“从历史地位来说，古灵泉寺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不仅是鄂州，甚至是湖北省宗教文化和历史文化的集中展示地；从社会需求来说，古灵泉寺一直缺少一本系统完备的寺庙专志，鄂州地方史志部门也对此志修著给予了大力支持。”聊到修志的原因，市博物馆文物专家熊寿昌先生如是说。
“我本人是一个文物工作者，这也是我第一次修著地方史志，对这项工作丝毫不敢懈怠。”熊寿昌从书柜里拿出一本《古灵泉寺志》递给我，泛黄的纸张沉淀了古寺1600余年的风雨沧桑。我接过书仔细翻看，先生修志时的光景也逐渐在脑海里浮现出来。
如同熊寿昌在《古灵泉寺志》的后记中所写，编纂《古灵泉寺志》是一次“神圣而又艰难甚至难以逾越的挑战”。在前期历史资料的收集过程中，熊寿昌就遇到了难题，自慧远祖师建寺以来，寺庙规模不断扩大，可寺院建筑屡遭损毁，历史档案荡然无存，脉络沿革严重缺失，南北朝、隋、唐、元历史资料几乎空白。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落实了宗教政策，寺庙管理日趋完善，由于僧人的文化素质有限，档案管理工作并不规范，无形中给寺志编纂工作带来了巨大困难。
“再难也要搞出来。”熊寿昌斩钉截铁地说。寺志编纂前期，胡茂新先生就拿出了编纂总纲，但在具体编纂过程中，常出现因历史资料缺失而无法支撑某个章节记述的困境，写作班子只好将总纲一再修改，以期最大限度完善寺志的体例和结构。好在古灵泉寺作为历代重点寺院，有着1600余年佛教传承的印记，有许多记载不同程度分散在地方志和民间著述之中，可以为编纂工作提供一定的实证和参考。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熊寿昌为了筛选甄别这些典籍中的错讹与矛盾之处，还原一个真实客观的古灵泉寺，开始了为期3年的忙碌与奔波。
在这3年间，只要听到与古寺相关的史料，路途再远，熊寿昌都要去，虽然常常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但他仍不肯放过一丝一毫线索。经过多次实地考察、现场访谈，寺志缺失部分也一点点翔实起来。考察之余，他稍有空闲就带着儿子往古灵泉寺去，与寺庙僧人同吃住，从经文数量到人员构成，再到建筑结构、殿堂布局，古灵泉寺的一草一木他都了如指掌。“我这里还保存着那个时候拍的照片。”他拿出一部老式相机给我看，数千张描绘古寺历史风物和僧侣生活图景的相片，一下子将我带到了那个晨钟暮鼓、烛照香薰的世界里。对于其中繁多的碑拓相片，我有些不解，他解释说：“碑文年代久远，字迹模糊难辨，相机直拍难度很大，所以我们将寺里的每一块碑文都做了拓印，拍照之后还要用笔抄录。”看似简单的步骤，却增加了成倍的工作量。也正是这种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使他有了前人未有的发现。古寺藏经楼隐蔽处的一座残碑上，刻着清咸丰年间重臣曾国藩的《讨贼檄》，此碑为邑人王家璧响应曾国藩对太平军的讨伐而刻制，因年代久远，碑文残缺，故一直未被世人所知。同时，在修志期间被发现的还有西山山林示禁碑和灵泉寺示禁碑2座告示碑文，3座碑文的发现和保护，为研究鄂州地方史志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我的本职工作是文物保护，可比起器物本身的完整，我更愿意做文物背后文化内涵的守护者。”这是熊寿昌先生在采访中反复说的一句话。“古寺禅房后的塔林埋葬着历代高僧的法身，塔基风化损毁很严重，顶部塔刹上记载的是高僧的姓名与生平，可大部分都被山洪冲毁，寺庙和尚在修缮时工作不细致，许多塔刹被随意摆放在不合的塔身上。”说起这些，熊寿昌深感痛惜，不仅仅是为佛塔本身的损毁而惋惜，更多的是对历代高僧躬耕一生的不平和对当前地方文物保护现状的无奈。谈及未来工作的打算，熊寿昌表示，他正在考虑《古灵泉寺志》的再版，希望有相关资料的各界人士能与他联系。
1600余年的斗转星移，古灵泉寺见证了鄂州太多的故事，而古寺背后的故事，则由以熊寿昌先生为代表的鄂州修志人来守护。
责任编辑：邱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