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文彧

人类文明的脚印，有时是在不经意间踩出来的。

相传数千年前的原始社会，有一位心灵手巧的妇女叫尤陶氏，她经常用干泥巴捏一些玩具给自己的孩子玩。一天，一场大火烧毁了她的家园。这场火灾之后，尤陶氏突然发现她捏制的玩具变得坚实和耐水了，于是她成了陶器的发明人。因为陶泥不同和制陶工艺不断发展与演变，从此烧瓷技术在中华大地传播，并逐步形成了不同的艺术流派。

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市文物工作者配合工农业等建设工程，先后保护发掘了三国吴、西晋、南朝等历史时期的古墓葬千余座，出土六朝青瓷器达3600多件。主要器型有盘口壶、四系罐、洗、碗、盆、钵、盏、兽形插座、水注、尊等，明器有禽舍、猪圈、牛车、马车、家禽动物及建筑等，足以说明三国时期鄂州地区百姓家庭养殖的普遍，以及人们乐于与自然和动物共生的理念。

青瓷狮形插座

国家级资深历史考古学家蒋赞初先生认为：“鄂州出土的数千件青瓷器中，只有10%左右来自长江下游地区，而其余的90%左右，可能均属古武昌附近地区产品。”

通过考古调查发掘证实，据鄂州市境内的新庙镇瓦窑咀窑址、涂家垴镇王仓屋窑址等，足以证实蒋赞初先生推断的科学性。

在《鄂州馆藏文物精品图录》中，收录了各类精品陶瓷器74件，而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鄂州古代的陶瓷工匠们，早在1700年前就将儒家的“天人合一”、佛家的“众生平等”、道家的“道法自然”等生态理念，有机融入陶瓷艺术制造之中。这里，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件青瓷器上的信息，解读陶瓷工匠们蕴含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生态观。

1987年出土于鄂钢综合原料厂22号墓的青瓷狮形插座和2002年出土于新庙茅草汪家湾1号墓的青瓷猫头鹰插座。

这2件青瓷器皿，从创作风格的细节看，应为同一工匠设计，尽管前者通体施青绿釉，后者通体施黄绿釉，这些表面现象，难掩作者的创作理念和审美情趣。另外，这2件插座都是“釉不及底”，从底足未釉的陶泥看，颜色和陶泥的细腻程度是一样的，应该出自同一作坊。

这2件瓷器所蕴含的秘密还不只是这些。一叶知秋，见微知著，从烧制的工艺来看，这2件瓷器的成色应该出自同一窑口。烧制工艺并不足为奇，令人感叹的是，设计者应是一位对中国传统文化理解很深的人，他决不是泛泛只懂得“捏泥人”的普通工匠，他一定认为，雄狮和猫头鹰固然被人们视为猛兽凶禽，但人们不应该将其视为凶神恶煞而赶尽杀绝，而应与它们和谐相处、同生共荣。因此，设计者在构思这2个插座时，把狮子和猫头鹰的造型拿捏得憨态可掬、与人为善。

1976年出土于鄂钢五四四工地的青瓷蛙型水注，扁圆腹，蛙首突出，四肢较短，蛙形装饰较复杂，并刻有羽翼，蛙首及四肢堆贴后再用篦点纹进行装饰，双耳用短线纹，羽翼用连点纹和线纹表现，釉色青绿，栩栩如生，堪称完美，体现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制作水平，以及巧夺天工、师法自然的生态观。这件瓷器旨在告诉人们“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审美观，体现了古武昌匠人对自然生灵的崇拜。

青瓷对鸟钮盖扁罐形盒

1973年出土于市新化肥厂1号墓的青瓷对鸟钮盖扁罐形盒，盖钮作二鸟交喙状，四系的根部也作鸟爪状，造型精致，釉色青绿。仔细观察，这件瓷器盖上的二鸟交喙造型，像是在窃窃私语，又像是在接吻亲昵，可谓匠心独运，韵味无穷，生动传神。作者要诠释的不仅是夫妻恩爱、家庭和睦，更提醒人们时刻不要忘了大自然的一切生命。

雄狮插座、猫头鹰插座、蛙形水注、对鸟钮盖盒等，其实都是与生态文明有关的象征符号，是古武昌人对动物的理解和对大自然的认知，也是古武昌人从自然现象里，读懂了众生平等、共生共荣的规律。

因此，我们不能不佩服鄂州古代陶瓷工匠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成是一种生命关联，一种和大自然互动的过程，一种崇拜自然、敬畏自然的生态信仰。这种拥有以自然之道保护自然，还自然以自然的信仰，直到今天，仍然给我们以深刻启迪和影响。

有人说，瓷是适合阐释东方美学和哲学的载体，与中国的五行之说高度对应，瓷是金（钴料）、木（窑柴）、水（制泥、拉坯需要用水）、火（窑火）、土（陶土）的合成之物，瓷有着对宇宙存在于万物之形体的刻意模仿和呈现。古武昌青瓷是一面多棱镜，能折射不同的光谱，满足我们多方位思考。这青瓷，不仅仅是朴素完美的器物、中国古典哲学和美学的载体，它们更是成了时间的使臣、历史的卧底、古代与现代的桥梁。在古武昌青瓷器身上，我们不仅能看到陶瓷工匠们的匠心，更能窥探到隐匿在釉面背后的文化密码和青瓷背后的鄂州。

（责任编辑徐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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