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忠义
1944年秋，党中央制定了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在巩固和发展华北、华东等抗日根据地的同时，一方面派遣一批干部奔赴东北，动员东北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一方面派遣八路军一二0师三五九旅的主力和抽调一批干部，挺进华南。
南下的战略目的是建立湘鄂赣抗日根据地，并以此为依托，继续向南发展，打开南北通道，以达到北与鄂豫皖边区李先念同志率领的新四军五师，南与广东曾生同志的东江抗日纵队相互连接，力求开辟湘鄂赣边五岭抗日根据地这样一个战略目标。如此以来，我党在南方就有了一个坚强的战略基地，牵制敌人的兵力，配合全国抗日战场，对日实行强大的反攻作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鄂州也留下了辉煌的红色历史篇章。
池湖成为南下支队重要的渡江点
1944年9月，党中央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等率八路军一二0师三五九旅的主力，并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八路军南下支队。
10月31日，南下支队被正式授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队）。支队司令员王震、政委王首道，全军共5000余人。
11月10日，以八路军三五九旅的主力组成的南下支队在延安接受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贺龙、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检阅后，开始南征。
1945年1月27日，南下支队与新四军五师会师于中原。中原会师后，部队经过短期休整，于1945年2月14日继续南征。为了保证南下支队的南征胜利，五师负责同志决定派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张体学率十四旅主力四十团、四十一团配合南下支队渡江南下。
2月19日至23日，南下支队及十四旅的主力共约3000余人，从黄冈长圻寮渡江，南岸起坡处在鄂城池湖一带。谢挺负责指挥沿江船只及派出武工队警戒，林迅负责布置各区委及武工队，动员群众接待、带路和安置驻地。
一天夜晚，两边渡点灯火辉煌，人喊马嘶，报话、喊话声不断，船民一夜往返数次，劲头十足，声势浩大。鄂城、黄州周边5公里的敌人看见灯火，龟缩不敢动弹。大军上岸后，即驻文家塘、马家田铺，部分进入陈家桥一带。时逢春节，群众杀鸡宰牛，争着请指战员吃饭，还放鞭炮庆祝。
第二天，大军陆续沿公路进入谈家桥，经过一天激战，将军统特务武装廖义华部击溃，歼灭其官兵300多名。南下支队继续向大幕山、湖南和华南推进。
除顽敌巩固鄂南抗日根据地
杨林桥战斗。1945年4月17日，南下支队向成渠部驻地杨林桥、毛碧寺同时发起攻击。根据敌情，南下支队采取分割包围、重点突破、务求全歼的战术，将2个据点同时包围和发起攻击，使敌人彼此不能呼应。经过一天一夜激战，一举将伪军击溃，共歼敌600多人，余众四散。
月山战斗。1945年5月，新四军五师十四旅主力一部，在旅政委张体学的带领下，打响了围歼马钦武部的战斗。为防止马部逃窜，我军指战员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先攻六十口，再克鲊洲，将马部逼到月山孤岛上。为打好这一仗，经过周密布置，决定由四十团第三营担任主攻，营长贺导海带1个连强攻北山头，副营长李道友和旅作战科长汤楚英各带1个连，直捣南山头和马军司令部，团政委肖德明带1个连掩护。我军各部很快突破了马部的外围防线，深入月山中心地带，战斗进入僵持阶段。
拂晓，张体学派旅交通科长熊荣华带1个连增援，很快扭转了僵持局面，马部力不能及，残部逃离月山岛。我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豹子澥，沿途歼敌数百人，将马部歼灭。
建立湘鄂赣边区
1945年4月28日，南下支队向党中央和鄂赣边区党委发报请示：“拟成立湘鄂赣边区。”与此同时，毛泽东电示王震、王首道、郑位三、李先念：“湘鄂赣边区根据地必须建立，以为南北枢纽，区委组成问题，另行通知。”
随后，南下支队先后收到鄂豫边党委和五师党委关于成立中共湘鄂赣临时党委、湘鄂赣军区、湘鄂赣边区行政公署的批示，湘鄂赣边区正式成立。王震任湘鄂赣军区司令员，王首道任湘鄂赣边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
湘鄂赣边区建立后，即全面开展边区民主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工作。王震司令员率主力一、二支队和五、六支队一部再次挺进湘北。王首道、张体学率三、四支队及五、六支队一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鄂南。
部队将渡江以来多次战斗中缴获的枪支，除补充和更新外，全部分给地方部队，加强鄂南地方武装建设。
不久，湘鄂赣边区党委、行署、军区机关迁至六十口。
鄂城成鄂南抗战的三大中心
鄂城之所以成为开辟鄂南抗日根据地的“桥头堡”，除了位于长江沿线、连通南北、更接近鄂豫边区的地理优势外，主要是依靠各地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的艰苦朴素、忘我战斗的革命作风，依靠英勇的新四军主力部队，依靠对统战和敌伪工作的高度重视，使鄂城地区成为鄂南抗战的三大中心。
鄂城是鄂南抗日斗争的活动中心。在抗日战争时期，战斗在鄂城地区的抗日武装来自四面八方，有鄂城本地的抗日武装，如梁湖抗日游击大队、县手枪队、樊湖挺进支队、江防大队、便衣队、樊湖总队、樊湖抗日游击队、县武工队、葛华区游击队等，这些本地的抗日武装，在游击战争中发挥了机动灵活的优势，在打击日伪小股部队、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开展锄奸活动、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掩护主力部队渡江作战等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当然，也有来自江北的抗日力量和武装。1939年9月，黄冈中心县委先后派陈大发、喻南山、杨涤尘、陈大行、郭穆生、谭道如等领导同志到鄂城葛店、华容等地宣传抗日救国方针，发展党员，建立基层组织。1939年10月，黄冈抗日游击大队大队长漆少川同志率100余人，在鄂城德马乡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以唤起民众投入抗日斗争。1940年1月，黄冈中心县委又派漆先庭、刘天元、邱国清等同志到鄂城樊湖地区，召集四乡群众聚义，将汉流“泉华山”抗日群众组织发展到鄂城；有来自鄂大、大鄂、武鄂、武北、咸武鄂、鄂南总队、四军分区等地方抗日武装力量；还有新四军五师和八路军南下支队。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五师一直活跃在鄂南地区，鄂城则成为新四军五师的主要活动区域之一。
鄂城是鄂南抗日斗争的指挥中心。抗日战争时期，鄂城不仅是本地党政军首脑机关的所在地和指挥中心，也是鄂大、大鄂和鄂南党、政、军及鄂皖湘赣指挥部、新四军五师十四旅、新四军五师鄂南独立团首脑机关和指挥机关的所在地。抗日战争后期，中共湘鄂赣边区党委、行署和军区机关亦移至鄂城境内的樊湖六十口。王震、王首道、聂洪钧、杨学诚、刘少卿、张体学、吴林焕、熊作芳、夏农苔等领导同志，曾先后在这里指挥过抗日斗争。五级首脑机关齐集鄂城，使鄂城成为鄂南抗日斗争的指挥中心。
鄂城是鄂南抗日斗争的水陆交通中心。在敌强我弱、白色恐怖笼罩中华大地的情况下，建立地下交通情报站，成了打破敌人封锁、联络周围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传递上级指示，护送我党、我军领导人和抗日武装的生命线。1942年底，根据鄂豫边区交通总局指示，鄂城首先建立了樊湖交通情报站。1943年3月，鄂东黄冈交通分局副局长林又喜（化名张元）和徐魁同志来到樊湖，使鄂南与鄂东的敌后交通工作正式建立了联系。不久，樊湖交通情报站发展为鄂南中心交通站，人员发展到30多名。中心站下设有鄂大、大鄂、武鄂、咸武鄂交通分站，从此，鄂城成为鄂南敌后交通情报中心。
抗日战争时期，鄂城抗日根据地长江沿线的渡口都建立了水上交通站，负责组织船队，担负着我军往返长江南北的运输任务。除池湖水上交通线外，还有葛店白浒镇渡口、五丈港、泥矶港、华容赵家矶渡口等水上交通线，在运送我部队和干部往返长江南北的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3年夏天，顽军马钦武部进攻我军樊湖根据地之横山，我四军分区主力部队奉命渡江，打击马钦武部的进攻，同时，为了钳制西线马钦武部，阻击对横山增援，由李平、林魁率1个连由新洲阳逻过江，在葛店白浒镇上岸，直插横山以西之脉岭，阻击顽军官云龙大队。战斗结束后，又返回江北，往返都是由葛店白浒镇渡口交通员组织船只接送的。
1945年2月13日，池湖港交通站接到通知，要他们组织船队，迎接南下支队先遣队1600余人和几十匹战马渡江。交通站接到通知后，冒着寒风大雪，立即分头行动，在五丈港、池湖港动员组织了100多条民船，连夜抢渡，将部队安全接到江南。
日寇投降后，南下支队和新四军五军十四旅奉命北返，4000多人马都是由华容赵家矶渡口水上交通站组织船队送到江北的，渡了2天2夜，于9月27日全部安全渡过长江天堑。
抗战期间，鄂城沿江水上交通站的同志在敌人眼皮底下，冒着敌舰封锁长江的风险，带领船队，一次次往返大江南北，迎送我党政军干部和战士数百趟，共计2万多人次。鄂豫边区领导同志把他们誉为“水上尖兵”。
鄂城因处长江南岸，与鄂东抗日根据地隔江相望，易于连成一体；地理位置特殊，湖泊众多，山水相连，港汊交错，地形复杂，便于开展游击活动；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供给方便；更重要的是鄂城群众基础较好，抗战初期就建立了基层党的组织和梁湖抗日游击大队，在鄂南是一支最有力的抗日武装力量，党员群众抗日情绪高昂。
王震同志曾深有感触地说：“在远离根据地的江南敌后，有这样一小块根据地作为落脚点，对我们来说是难能可贵的。”极力称赞鄂城这个江南“桥头堡”发挥的重要作用。
所以说，鄂城是南下支队履行使命，打开南北通道的重要“桥头堡”。
（责任编辑徐森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