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从西晋古墓中出土了一件世界古代玻璃制品———萨珊波斯磨花玻璃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家瑶在论文《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中认为：此玻璃碗应是古代波斯萨珊王朝时期所生产的。可见在西晋时期，鄂州与世界古文化交流十分频繁。
出土磨花玻璃碗
公元前16世纪，玻璃制作技术已出现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大约公元1世纪或稍早时期，玻璃磨花技术便在古罗马出现，那时以生产碗、高脚杯、长明油灯等为主。
随着时间推移，以后逐步向北和向东两个方向传播，在黑海北岸港口、莱茵河地区、萨珊波斯等地，先后出现磨花玻璃器制作中心，制品各具特色。磨花玻璃器是玻璃器中技法、艺术价值较高的一类，从磨花玻璃器出土地点及制作遗址发掘情况来看，公元1世纪后，可能存在4个主要的磨花玻璃器制作中心：黑海北岸港口、莱茵河地区、罗马———君士坦丁堡、波斯。磨花玻璃碗著称于地中海、黑海、里海3大水域，这种器皿的造型为口微敛或微侈，斜弧腹或球腹，圜底、小平底或微凹底，通体多呈透明的黄绿色、淡黄色或无色，装饰磨花圆形或椭圆形，部分有刻线、槽线等。
1978年9月的一天，鄂城钢铁厂建设工地上机声轰鸣，施工中发现一座古墓，考古学家将此墓编号为M121。
该墓出土了几件西晋时期的青瓷器和一些玻璃残片，根据墓葬形制和瓷器时代特征判断为西晋墓（公元265年—公元316年）。这些玻璃残片经复原，是一个磨花玻璃碗，侈口、折沿、颈部微收和球形腹、圜底；器身色泽较淡，略泛黄绿色，透明度好，胎中有部分小气泡，唇部经过磨平；腹部和圜底均有圆形磨花装饰，自上而下共有4圈由圆形磨花组成的联珠纹装饰，腹部的3圈磨花还由3组凹弦纹间隔，纹饰经过抛光，仍留下清晰可见的磨痕，透明度低，碗壁未有纹饰。这种玻璃碗是无模制作而成，其纹饰是成形冷却后再经砂轮打磨出来的。
这种器形的玻璃碗，目前在国内仅出土了这一件，但在伊朗高原吉兰州的3世纪———7世纪的墓葬中出土了较多。另外，日本橿原千冢126号墓(4世纪末)也出土了一只磨花碗，器形、工艺、装饰方法上与鄂城出土的玻璃碗基本类似，不同的是，鄂城西晋墓的碗口沿被磨平，而千冢126号墓的碗口沿经火烧后成圆唇。这种玻璃碗按壁的厚薄分为两型，鄂城碗和千冢126号墓碗，它们都属于薄壁型，是无模自由吹制而成的。
对于这种圆形磨饰的玻璃碗，日本学者认为应是伊朗高原吉兰州的产品，这种观点得到了世界学术界的公认。鄂城西晋磨花碗的残片经过化学分析，其成分与日本橿原千冢126号墓的磨花碗几乎一致。东京大学伊朗伊拉克遗迹调查团采用原子吸收法，对千冢碗与在伊朗高原采集的同类型碗的残片进行比对，结果成分是相近的。这进一步证明了该类型的玻璃碗是萨珊玻璃。
萨珊波斯磨花玻璃碗可能传播路线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著名学者王仲殊考证，萨珊波斯磨花玻璃碗是在孙吴时代由海路输入鄂城的，具体路线是从波斯经海路到以扶南为主的东南亚诸国，再由诸外国或中国商人向东北传至吴国南方沿海的交州、广州，最后又从交州、广州输入吴的都城建业或武昌（鄂州），也可能是经扶南等东南亚诸国的使者乃至孙吴前往扶南等国的官员之手，直接或间接传入建业或武昌（鄂州）。就建业和武昌而论，先传入建业，再传至武昌的可能性较大。鄂城出土的磨花玻璃碗，说明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输入中国的玻璃制品不全是罗马玻璃，还有波斯的萨珊玻璃。
鄂城出土的萨珊波斯磨花玻璃碗是世界古代玻璃制品的典型代表，是研究和比较古代中西方玻璃制作技术和工艺的重要载体，也是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重要凭证，更是鄂州与世界古文化互动的有力佐证。
（来源：鄂州日报 作者 王照魁 牛琴 丁堂华 责任编辑刘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