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长兴县将垃圾分类等生态文明建设内容列入中小学课程，通过“小手拉大手”，增强学生环保意识，带动家庭、家长做好生活垃圾的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利用、分类处置。图为长兴县实验小学的学生们进行垃圾分类游戏。

　　

　　江西靖安县按照“户分类、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的方式，全面推进垃圾一体化处理。同时，采取“垃圾换商品”的激励机制，鼓励垃圾分类。图为靖安县水口乡青山村垃圾分类收集点，保洁员漆家利将收来的垃圾进行二次分类集中装桶。

　　

公共机构示范引领

和往常一样，家住黑龙江哈尔滨市某小区的孟先生吃完晚饭后，把生活垃圾丢在了单元楼门口的垃圾桶里。提到为什么没有垃圾分类时，孟先生表示，“虽然有点嫌麻烦的因素在，但主要还是小区垃圾分类桶配置不合理。”据孟先生介绍，每栋单元楼门口都放着写有“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字样的两个垃圾桶，但垃圾桶的容量都很小，中看不中用，“不可回收”桶很快被厨余垃圾塞满了，住户们只好把厨余垃圾扔到旁边的“可回收”桶里，“久而久之，大家也就随意扔了。”

而住在哈尔滨市另外一个小区的韩女士告诉记者，“之前宣传过垃圾分类的事，我家也坚持了一段时间，可回收的和不可回收的分别放在两个袋子里。后来，我发现保洁都是将分好类的垃圾一股脑儿放在一个箱子里。我们在家分好，人家收的时候又混在一起，这不是做无用功嘛。”韩女士抱怨。

垃圾分类和老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但生活垃圾分类实行多年，效果却不理想。“生活垃圾分类，从住户到物业、运输、处理是一个完整的链条，哪个环节出问题，整体效果都会大打折扣。”哈尔滨市一小区物业经理李先生曾在多个小区工作过，他对于垃圾分类深有感触，“在垃圾分类工作中，物业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但物业是个公司，经济效益是第一位的。”

李经理坦言，对垃圾分类就意味着增加运营成本，物业要多配备保洁人员，还要制作各种宣传材料，临时堆放垃圾的地方也得适度改造，匹配垃圾分类后的存放需要。“在不提高物业收费标准的情况下，需要政府政策和资金的支持。此外，还得住户配合，垃圾清运车辆也要‘桶装车载’，这些都需要政府加大支持力度。”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提出到2020年底前，在部分重点城市的城区范围内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方案》明确，实施区域内的公共机构和相关企业作为主体，负责对其产生的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同时要求政府引导居民自觉、科学地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但并没有提出强制性的要求。

日前，记者从黑龙江省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黑龙江已经在省直机关率先开展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充分发挥公共机构示范引领作用。

“垃圾回收容器由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统一制定配备标准，省财政集中核销，目前已经在省直各机关中全面覆盖。”省机关事务管理局节能处科长罗佳春介绍，省政府机关食堂引进了餐厨垃圾就地资源化处理设备，并作为试点向全省铺开。同时，鼓励全省就餐人数1000人以上的单位食堂全部使用餐厨垃圾处理设备。

黑龙江在推进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工作中，要求各单位制定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与具备资质的垃圾回收公司签订处置合同，由企业承担各机关办公区各类垃圾的分类收集、运输和处理工作。“我们还通过各类媒体平台向全省党政机关公共机构发出倡议，向机关干部职工普及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有关知识，强化意识提升。”

“无论公共机构还是居民小区，最关键的一点是政府应做好不同类别生活垃圾回收率的评估工作。”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建议，“哪些回收率高、哪些回收率低，政府应该有个底。在这个基础上，和现有的垃圾回收渠道进行对接融合。比如有害垃圾回收要和危险废物的回收统筹起来；可回收物回收要和目前广泛活跃的废品回收体系对接融合，提高回收效率。同时，更加注重用经济手段刺激推动居民小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法治刚性 全程监督

“垃圾分类？没想那么多，哪个垃圾桶近就丢哪里。分类回收是好事，就是做起来太麻烦。”湖南长沙某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内，居民刘女士收完快递，随手就将纸盒扔进了餐厨垃圾桶，而50米外，就有一个可回收垃圾桶。餐厨垃圾桶外，明确标注了可收集的垃圾类型：菜梗菜叶、果皮、剩菜剩饭等。可打开桶盖一看，里面夹杂着不少包装盒、塑料袋等垃圾。

居民一扔了事，要对其进行分类运输和处理，就成了一个难题。“分类回收的运输车辆拒绝接收混合垃圾。”小区物业负责人马经理说，在运输车辆到来之前，对居民随手扔掉的垃圾进行重新分类，成了小区保洁员的重要工作。

然而，即使经过保洁员“粗分类”，仍有不少混合垃圾流入分类终端处理系统中。湖南一家餐厨垃圾处理公司负责人易志刚介绍，收集车每日收回的餐厨垃圾中，塑料袋、纸盒等生活垃圾的比例达到20%以上。

长沙市日产垃圾近8000吨，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唯一的生活垃圾处置场已不堪重负，常住人口760多万的城市正遭遇着“垃圾围城”的困境，位于望城区黑麋峰的城市固体废弃物处理场，日处理量已超出原设计负荷一倍。

“有害先分开，能卖拿去卖，干湿两分离。”2016年底，长沙在57个社区开展生活垃圾分类试点。不仅配置了分类垃圾桶，还为每户居民发放了专门收集厨余垃圾的不锈钢垃圾桶。然而，一年过去，坚持使用者已经寥寥无几。

“居民看不到分类的好处，也看不到不分类的坏处。” 湖南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袁兴中认为，完全靠鼓励、倡导和宣传很难说服居民去将垃圾分类。“垃圾分类没有严格的界定标准，居民的意识也跟不上。”袁兴中说，很多居民搞不清楚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垃圾的严格区别，只凭常识去区分。

居民参与度不高，操作繁琐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原本小区内每层楼都有垃圾桶，但实行分类之后，居民需要下楼扔垃圾。”马经理说，不同的垃圾要使用不同的容器收集，这大大降低了居民的积极性。

为了鼓励居民进行垃圾分类，不少小区特意配备了智能垃圾分类装置，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参照国外的成熟模式，引导加强制缺一不可。”长沙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环卫处处长钟庭表示，目前仅有少数一些城市出台了垃圾分类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大部分城市都缺乏法律依据，“而且即使有法可依，也面临执法难、取证难的问题。”

日前，住建部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部分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确定今年3月底前，46个重点城市出台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实施方案或行动计划，到2020年底前，基本形成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

对此，钟庭认为，制定法律法规首先要出台垃圾分类的标准。而标准的设立，需要因地制宜，考虑到当地的垃圾产生量、土地空间以及地方财政对垃圾分类的投入力度等。

“树立生活垃圾合理分类的社会共识，需要通过刚性的手段去约束。” 袁兴中说，法律法规不仅是用来约束市民，收集、运输、处理的每个环节都需要法律来规范，要将责任落实到具体部门。政府部门要强化全过程监管，使垃圾前端分类与后续处理统筹兼顾。

严格执法的同时，也要提高居民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在杭州，专业环保公司与周边商户合作，建立可兑换的垃圾分类积分奖励机制，居民可以用积分到社区周边商户购买商品；在广州，居民既可以用积分到专门的兑换中心购买商品，也可以换取现金。

“强制或是鼓励，都是为了让垃圾分类成为一种行为自觉。”钟庭说，从人人都是垃圾生产者到人人都是垃圾分类者，还需要一段不短的过程。

（责任编辑王德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