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贤恩：“意外”踏上书传路    

□何屹然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

叶贤恩先生是一名“与众不同”的党政干部，退休20余载，著书30余部，共计1300余万字。为实现“惟楚有书”，抢救民族文化资源，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写万张纸”，为弘扬乡贤乡杰而立言。

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黄侃之徒、南京师范大学国学教授徐复先生在审定他编著的《黄侃传》时说：“我接触过不少党政干部，你是独特的一个。”

忙碌是健康长寿最好的药

一个人在退休之后会做些什么，享受老年休闲生活，抑或是锻炼寻求养生之道？

来到叶贤恩先生的住处时正值早晨，今年87岁的叶老却早已在书房等候，精神矍铄，书桌前放着一篇未批注完的书稿。书房四壁是摆满了书的书柜，有叶老自己的著书，更多的是与之相关的志说和史料。

见我们来了，叶老不无骄傲地向我们介绍自己的作品集《叶贤恩著作集》，共15卷，洋洋洒洒1000万字。“人家说我自找苦吃，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正在做着什么样的事情。”他边指着厚厚的书籍边说道，“忙碌才是健康长寿最好的药”。

两次转型

“我的一生就是工作、读书、写作三结合。”叶老从小喜爱读书，但他读书的方式与大多数人不同，“我读书都是靠背的，所以你说四书五经，我现在大部分还能记得出自哪里。”

“好学近乎知”，正是这种对书、文字的喜爱，他在大学里选择了中文专业。当时在系里，他既是文学小组的组长，又是学生会的干部，这似乎带有某种预示意味。

毕业分配时，当时的系主任和叶老通气，想将叶老留在系内任文艺理论教师，这正符合他的愿望。可几天之后，院长找到叶老，说学院党委研究决定，将他分到院报编辑室做编辑。1959年，由于一些历史因素，武汉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急需用人，叶老被任命为党委宣传部秘书（副处级），协助分管党委宣传部的副书记工作。分配工作的“意外”，使叶老走上了从政的道路。

在从政的道路上，叶老干出了不菲的成绩。同时他并没有放弃对文学的热爱和追求，文艺评论《红旗谱》、小说《摆渡人》《春笋凌云》等，在当时的湖北文坛掀起了不小波澜。

上世纪90年代，从政多年的叶老要退休了。

湖北省原副省长石川对他说：“贤恩啊，要保重身体。”

叶老回答：“不用担心，我有事做哩！我有个计划，看看湖北省有多少名人，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排个队，每人写一传。”

兜兜转转让叶老又重回文学这条路上。此时的他已年过花甲，选取人物传记这样的“硬骨头”，对他而言无疑是一个挑战，但他并没有丝毫犹豫：“湖北志书上能找到人物的传记，一看，才两三百字，最多也才四百字。这些人做了这么多好事，最后只有这点记载，都说惟楚有才，叫人学什么呢？要给他们写大传！”

困难重重

第一重困难来自于家人。

当叶老的家人听说他需要走出去寻访时，坚决反对。“不安全，万一出事了怎么办？”“年纪大，好好休息。”……种种劝阻声不绝于耳。

叶老无奈，心生一计。他给老部下、在家赋闲的科长打电话。“你做没做么事？”“没有事，在屋玩。”“玩么东西，跟我出去旅游，路费别的什么费用我全包。”“那不行，你哪来的钱？”“我有稿费嘛，全部拿来充当费用。”

就这样借着和同事旅游的名义，叶老哄过了家人。3个老科长陪着叶老“旅游”了整整20年。

第二重困难来自于收集材料和寻访。

20多年来，叶老先后阅读了几亿字的典籍资料，走访了28个省、市，湖北44个县，行程16万公里，期间遇到的困难不计其数。

在编著《张裕钊传》时，叶老走访了7个省，100多个单位，200多位知情人，初步弄清了张裕钊的生平。张裕钊有一位学生名叫宫岛大八，在日本弘扬其书法，因此日本有不少研究张裕钊的著作。这些资料到了叶老手上，无异于天书。他向湖北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师生求助，历经2个月，才得到了资料的翻译稿。

编著《黄侃传》时，为弄清黄侃先生的出生地、其父黄云鹄的事迹，叶老奔赴四川，寻访“三道馆”，登金凤寺。金凤寺山高路险，一步步爬上去需要2个多小时，叶老激励陪他的同行：“不到长城非好汉。”岁数加起来150岁有余的2人，为了探清史实，登上了金凤山。

撰写《王葆心传》时，其相关资料全部被封存在湖北省博物馆，无法借出。叶老与鄂州职业大学文法系主任袁巍，一个翻页，一个拍照，拍了整整一个上午，“我和他最后腰都直不起来了。”

第三重困难来自于得到认可。

2007年，《熊十力传》书稿完成，叶老前往北京拜访北大著名哲学教授汤一介先生，汤先生的父亲汤用彤和熊十力是故交。

“我是湖北来的，我写了一本《熊十力传》，想请汤老师审稿写序言。”

“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我（曾）是鄂州市人民政府秘书长。”

“你是党政干部？”

“是的。”

“你写《熊十力传》？”

“是的，已经写好了。这里还有一篇您父亲汤用彤先生的中传。”

“拿来我看看。”

阅罢，汤一介先生评价：很实。

一个月之后，叶老接到汤先生的电话：“贤恩同志，你的稿子我看完了。序言也写好了，现已快递寄出，请查收！”埋头苦干，谋生报国

叶老的父辈们都是正直的农民，做实事、做好事的言传身教，养成了叶老勤恳、踏实、正直的性格。

“做事不能怕吃苦。”叶老敲了敲桌子，“1000多万字，我是日夜兼程在写，全部是手写的，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他认为，再不抓紧时日，没人著史立传，先贤的嘉言懿行就无法传承，地方的历史和传统的美德就会沉没在历史的长河里。

“我做这个事，是要还名人的本来面目。我是一心只想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做点事情，不这样做，湖北的志书就起不到教育的作用。”叶老说。

在完成了自己的“两个十年计划”（退休后第一个十年写10本书，后十年写5本）后，叶老感到如释重负，同时也深感力不从心，自己已做不动大的东西了。后续的工作，还需要更多不怕苦、能耐劳的年轻人延续。

“你们要立志成才，要知道奋斗出人才，奋斗奋斗再奋斗。要把某一方面做尖，目标搞准。”他对年轻人提出希望，“埋头苦干，谋生报国。”

这也是叶老一生的写照。

水利万物而不争

□邓春慧

（武汉大学经济史硕士）

老子云：“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无论是作为一个水利工作者还是一名修志人，夏祖恩都出色诠释了这句话。

夏祖恩原在市水利局工作，文革时，因性格耿直被调到了堤防处。1979年，国家水利部科教室和教育部联合发文，让各地着手编撰水利志。湖北省水利厅也成立了水利史志办公室，并在当时的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开办了水利史志专业班，在堤防处工作的夏祖恩被派到那里半脱产学习。夏祖恩非常珍惜这次学习机会，2年的时间里，他认真学习了资料搜集、拟定志例、志书撰写的系统知识，从此踏入了修志事业的大门。

1985年，市水利局决定编写《鄂州水利志》，夏祖恩成为编委会的一员。当时为了编写这本志书，他和同事一起到武汉市档案馆搜集了约200万字的文字材料，还远赴北京、上海等地查找资料，耗费心血完成了《鄂州水利志》的书稿。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书稿未能出版。不过夏祖恩并未灰心，反而从此爱上了修志这项工作。

在修水利志的过程中，他发现粑铺大堤的资料较多，便主动请缨，组织同事一起编撰了《粑铺大堤志》。这本志书编写历时两三年，成稿20多万字，是夏祖恩主编的第一本志书。

在《粑铺大堤志》出版后，夏祖恩不甘寂寞，继续呈文上级主管部门，建议编修《梁子湖志》。当时的省水利厅农水处处长在约见夏祖恩后当场表态：“你马上启动《梁子湖志》编修工作，组建编委会等行政工作和编修经费问题都不用你操心。”在得到承诺后，夏祖恩立即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梁子湖志》的编修工作中。

然而事情远非当初计划的那么简单。由于主管单位领导的职务变动，《梁子湖志》编成以后，出版经费却无法落实，甚至在送审稿送出时，编委组已负债几万元。但夏祖恩没有就此放弃，他和成员一起，根据评审专家的意见，对志稿进行了全面深加工，呕心沥血，几易其稿，将《梁子湖志》不断完善，但一直没有机会出版。

这本志书寄托了夏祖恩和同事近20年的心血，容纳了很多湖泊水利、治理规划和管理规章制度等方面的原始文献和资料，对今后水利工作和湖泊治理有着重要的价值，因此夏祖恩一直希望能早日出版。

眼见《梁子湖志》的出版遭遇各种困难，他心里很焦急，甚至交代子女，若有一天自己不能动了，就算自费也要把这本志书出版，供后来人参考借鉴。好在2017年，《梁子湖志》终于迎来了春天，在鄂州市人大的支持下得以顺利出版。苦等20年，夏祖恩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30年如一日潜心修志，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这样的生活未免缺少乐趣，但夏祖恩却并不这么想。对于他来说，修志既是工作，也是他的乐趣所在。当说起修志的历程时，他侃侃而谈。他说：“每当我往那儿一坐，开始修志书的时候，基本上就进入了一种物我两忘的境界，什么事情都打扰不了我。”

正是由于这份专注和热爱，夏祖恩在修志工作上坚持了30余年，先后编写了10余部志书。其中有各种水利志，也有记录故乡人物的《鄂城旅台人物志》，还有提醒人们记住乡愁的《九甲夏塆志》。这些志书绝大多数没有酬劳，但2004年退休后，夏祖恩就一心扑在编修志书上。当初一起退休的同事很多被返聘到各公司，每月有不菲的收入，夏祖恩对此并不羡慕，他觉得修志才是他真正喜欢做的事，因此立志在有生之年要继续多修几本志书。

回顾往昔岁月，夏祖恩觉得颇有一些值得记录的事情，不管是个人的经历还是社会变迁，在古稀之年再看，都有不少新的感悟，因此他打算再写一本回忆录，名字就叫《往事回眸》。说起这些事时，夏祖恩的脸上始终挂着淡淡的笑容，对修志的热爱溢于言表，这份从容和活力让年轻人也很羡慕。

夏祖恩说，他认为志书有3大功能：一为存史，二为资治，三为教化。诚哉斯言，修志人功莫大焉。然而修志是一件十分清苦的事，需要一颗淡泊宁静的心，上善若水，在当今社会，这样的“老先生”更显得弥足珍贵。

责任编辑：邱菁